201901: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統計測度

admin 2019-11-29 10:37

  內容摘要:本文立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框架,結合國家統計局最新頒布的新經濟統計方法制度,在科學構建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的基礎上,深入考察我國農村經濟新動能發展態勢,甄別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的影響因素,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研究發現,近些年來我國農村經濟新動能蓬勃發展,年已經邁入中等發展水平階段,但與城市經濟新動能的差距仍然較大,而且其增速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動性、不穩定性。未來需要根據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部署,繼續打好精準扶貧攻堅戰,加大產業融合、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村集體產權改革力度,努力補齊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和人力資本短板,統籌高效管理財政支農資金,建立健全現代化農業全產業鏈金融服務模式,加快培育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發展階段,現代農村經濟發展動能不斷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持續攀升,“互聯網+農村”模式迅速發展,農民的“獲得感”不斷增強。但是,農村經濟發展也面臨新的挑戰,其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農業要素市場長期存在失衡和配置扭曲現象,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問題嚴重,農業生產人力資本缺乏,農村土地流轉制度亟須完善,農村消費的增量貢獻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仍然偏低,農產品國際競爭壓力加劇。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村發展進行全面部署,要求“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開創農業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因此,推進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經濟發展新動能,增大農村經濟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應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農村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現有文獻中,研究如何提升農村經濟發展動能的成果較為豐富。這些研究普遍認為,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新供給學派和農業發展理論,提升農村經濟新動能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

  一是從產業發展角度來看,著力點在于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產業體系聚焦于農業各相關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生產體系聚焦于產品及生產能力,經營體系聚焦于經營主體及其經營方式(崔慧霞,2017;魏后凱,2017)。

  二是從關鍵影響要素視角來看,應著眼于解決土地和資源環境供給抑制的結構性改革,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優化農業從業者結構,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加快糧食去庫存的步伐(戴化勇等,2016;Qi et al,2018)。

  三是從新舊動能轉換視角來看,應通過“互聯網+農業”模式加快培育農村經濟相關的新產業新業態,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持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于一體的田園綜合體發展,完善國家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李國祥,2017;國家發展改革委,2018;Wang et al,2014)。

  四是從財稅和信貸視角來看,應加快農村金融創新,確保“三農”投放持續增長,增大對農村創新創業的財稅支持力度(何廣文等,2018;Tang et al,2017)。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為提升農村經濟新動能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比較欠缺充分結合現代經濟學理論和國家新經濟統計制度的理論研究,以及進一步深入詳實的定量研究。尤其是基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的研究相對較少,且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有近5年。在充分吸收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擬立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框架,結合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新經濟統計方法制度,在科學構建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的基礎上,深入考察我國農村經濟新動能發展態勢,甄別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的影響因素,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國家統計局在2016年首次制定了測算經濟發展新動能的指標體系(寧吉喆,2017),并在近兩年頒布了一系列與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相關的統計方法制度。本文充分借鑒經濟發展新動能的指標設計原理方法,結合我國農村實際發展狀況,構建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并利用2012—2017年相關統計數據進行測算分析。

  本文所指的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是指在農業生產方式轉變、農村發展動力轉換的新形勢下,能夠支撐農村經濟轉型升級、持續健康發展的新動力源泉。據此概念界定,本文將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進一步細分為能力基礎、農業現代化、產業融合和發展成效等4個一級分類指數以及9個二級指標,詳見表1。其中,能力基礎指數主要反映農村經濟新動能的信息化建設水平和較高學歷人才隊伍情況;農業現代化指數主要從農林牧漁業發展相關的新型機械工具、水利設施、能源消耗等角度反映農業發展的新動能;產業融合指數主要從農業與旅游業、網絡零售業等其他產業融合的角度反映產業之間的協同發展為農村經濟發展帶來的新興動能;發展成效指數主要從農民收入、農業科技含量等角度反映新動能給農村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效。

  二級指標原始數據均來源于2013—2017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年度報告(2017年)》,部分缺失數據通過模型插補而得。

  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及其一級指數,均在標準化二級指標數據之后逐級加權而得,對應的計算公式為:

  測算結果顯示,2012—2017年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值持續攀升,從2012年的0.303提高到2017年的0.540,表明我國農村經濟新動能提升較快,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見圖1)。而且,從該指數的絕對水平判斷,2017年農村經濟新動能發展首次從中低水平跨入中等水平。

  從分指數的發展走勢看,產業融合指數和發展成效指數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而能力基礎指數和農業現代化指數雖然在整體上存在較為明顯的上升態勢,但在個別年份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動。從分指數的結構上看,最為突出的是,2012—2015年,產業融合指數對總指數的貢獻度一直排在末位,但隨后迅速提升,并在2017年達到首位。與之相對應的是,2012—2017年,雖然每年的能力基礎指數、農業現代化指數和發展成效指數的相對大小存在波動,但是彼此之間的絕對差距一直較小。

  2013—2017年,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總體增速均高于同期GDP同比增速,并在較高的水平上,呈現一定程度的波動發展態勢,2017年達到10.9%(見圖2)。國家統計局對全國經濟發展新動能的測算結果顯示,2015—2017年我國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增速為23.5%、26.9%和34.1%,比本文對同期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增速測算的結果分別高出11.3、9.8和23.2個百分點,表明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與城市經濟發展新動能相比還存在較為顯著的差距,未來進一步提升的空間較大。

  從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分指數來看,較為突出的一個現象是,與其他3個分指數相比,產業融合指數增速每年均處在相對較高的位次,尤其是在2015—2017年,它對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總體增速水平的拉動作用舉足輕重。發展成效指數在2013—2017年期間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態勢。能力建設和農業現代化指數增速雖然也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波動性,但在2016—2017年保持了平穩發展。

  為進一步甄別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背后的關鍵驅動因素,查找發展短板和不足,本文結合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思路框架,建立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的計量分析模型進行分析。

  這里初步考慮建立4個一級指數分別與8個影響因素變量之間的單變量模型進行分析,但考慮到針對每個影響因素變量的4個單變量方程的隨機擾動項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期相關性,這里首先利用似不相關回歸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進行分析,計算隨機項之間同期相關性檢驗假設的統計量,如果檢驗結果拒絕“各方程的擾動項無同期相關”的原假設(以檢驗統計量的p值小于0.1為標準),則表明采用似不相關回歸模型對聯合方程進行估計是更有效的,否則需要采用單變量方程計量模型。依次記4個一級指數變量為F1~F4,擬使用的似不相關回歸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經過協整分析發現,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均為1階單整,存在協整關系。進一步通過單變量回歸得到的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通過表2可以發現,8個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均較為顯著,且反映農村生活條件的“農村每千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反映國家財政用于農村綜合支出的“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綜合開發的支出”和“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綜合改革的支出”,反映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等5個變量的彈性系數均超過1,表明這些因素對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的提升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反映農村金融支持力度的“農信銀支付清算金額”和反映國家財政對脫貧攻堅支持力度的“國家財政用于扶貧的支出”,系數均為0~1之間的正數,表明這兩方面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反映農村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彈性系數為–0.511,表明脫貧對提升農村經濟新動能發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但仍存在較大的進步空間。

  注:各估計系數下面括號內數據為對應的標準差,系數右上角的***、**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本表只列示了與彈性系數相關的內容,略去了其他部分。

  經過實證分析發現,當解釋變量為“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綜合開發的支出”和“國家財政用于扶貧的支出”兩個變量時,擾動項相關性檢驗的p值超過了0.10,因此只能采用單變量單方程進行估計,其余6個解釋變量均適合采用似不相關回歸模型進行分析,估計結果詳見表3。

  通過表3可以看出,8個解釋變量對4個一級指數的彈性系數均較為顯著,與前面對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總體指數的研究結論高度一致,進一步佐證了這些變量確實是提升農村經濟新動能的重要因素。不過,這些因素對4個一級指數的具體影響力度存在差異。對能力基礎指數影響較大的因素為“農村每千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綜合開發的支出”和“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綜合改革的支出”,影響最小的因素為“國家財政用于扶貧的支出”。對農業現代化指數影響較大的因素為“農村每千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綜合開發的支出”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影響最小的因素為“國家財政用于扶貧的支出”。對產業融合指數影響較大的因素為“農村每千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綜合開發的支出”“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綜合改革的支出”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影響最小的因素為“國家財政用于扶貧的支出”。對發展成效指數影響較大的因素為“農村每千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綜合開發的支出”和“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綜合改革的支出”,影響最小的因素為“農信銀支付清算金額”。

  從前述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近些年來我國農村經濟新動能蓬勃發展,已經邁入中等發展水平階段,為加快農村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增強農民的“獲得感”提供了重要支撐。但是,我國農村的經濟新動能發展水平與城市的差距仍然較大,而且其增速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動性、不穩定性,許多影響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的關鍵因素還存在較大的改善提升空間。未來需要根據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部署,從精準扶貧、產業融合、科技進步、產權制度、財政稅收、農村金融建設等多方面持續發力,加快培育農村經濟發展新動能。

  進一步推進精準扶貧各項政策措施在農村真正落地生根、發揮實效,激發貧困人群脫貧致富積極性、主動性,建立健全穩定脫貧長效機制。在全國范圍內優化農業經濟發展布局,認真統籌協調糧食、經濟作物和飼料的種植結構,規模化高效開展養殖業、特色產業,提高農林牧漁產品質量,鼓勵通過“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發展戰略將“三農”服務和產品不斷推向國際市場。深入推進農業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融合力度,充分發揮農村特色資源富集的獨特優勢,利用“旅游+”“生態+”等模式,推進農業、林業與旅游、教育、文化、康養等產業深度融合。積極發展農村電商,加快建立健全適應農產品電商發展的標準體系,推動線上線下互動發展,支持鄉村電商服務站點建設和物流業務發展。

  根據農村經濟發展動能接續轉換的新特點,進一步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加強農業現代化科技研發力度,提升農村科技貢獻率。積極引導農業科研院校、農技推廣機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緊密銜接、優勢互補,開展農業重大技術集成示范與推廣應用。盡快研究化肥和農藥使用減量的新技術、新方法,支持主要農作物生產全程機械化,大力提升農機裝備水平。補齊農村水利、交通等基礎建設短板,夯實農業發展基礎。加快構建生態循環的田園生產體系,重點做好農村生活垃圾處理、廁所糞污治理、農村生活污水處理等工作,提升農村醫療服務水平。支持全面建立職業農民制度,重點培育一批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現代青年農場主、農業職業經理人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骨干,提升農業人力資本建設水平。

  注:表中第2~5列數據為彈性系數,這些系數右上角的***、**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本表只列示了與彈性系數相關的回歸結果,略去了其他部分。

  認真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辦法,協同推進農村承包地、宅基地和其他資源資產的產權制度改革。探索農村集體組織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空閑農房、宅基地和建設用地,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加快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建設,將集體經營性質的資產確權到戶。引導小農生產進入現代化農業發展軌道,通過專業化規模化服務推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統籌管理農業農村用地,改進耕地占補平衡管理辦法,積極支持農產品冷鏈、初加工、休閑采摘、倉儲等設施建設,重點支持鄉村休閑旅游養老等產業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用地需求規劃。

  統籌管理目前各類財政支農資金,積極謀劃推進鄉村振興的重大工程、重大計劃和重大行動,改善財政資金惠農效果。落實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方案,從“反哺”向“支持”轉變。繼續推進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加快糧食去庫存步伐。繼續發揮財政資金撬動社會資金的作用,深入推動財政資金從無償的項目制轉向市場化使用方式,鼓勵引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組織以股權等方式參與相關項目實施。加快完善財政支農資金項目的審批制度、審計制度建設,建立扶貧資金動態監控機制和全過程績效管理機制,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大力支持農業防災減災財政投入,降低農業生產風險。

  積極在制度和法律層面推動農村征信體系和信用環境建設,引導涉農金融機構建立科學合理的農戶信用評價指標體系,開展農戶信用評級。構建農業全產業鏈金融服務模式和園區建設綜合服務模式,不斷加大金融產品、服務模式、新型工具的創新推廣力度。圍繞糧食安全、現代農業、一二三產業融合、美麗宜居鄉村建設、金融精準扶貧、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和縣域幸福產業發展等重點領域,針對性出臺若干專項金融服務方案。深入實施“互聯網運營+渠道下沉”模式,為“三農”客戶提供包括信貸、投資、基金、保險、租賃、托管等在內的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不斷創新運用多元化金融工具和服務手段,降低融資成本。

  [1]崔慧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農村建設實踐與政策[J].農業經濟,2017(7): 37-39.

  [2]戴化勇,鐘鈺.高庫存背景下的糧食安全與政策改革研究[J].農業經濟,2016(5): 42-45.

  [3]國家發展改革委.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年度報告(2017年)[EB/OL].國家發改委官方網站,2018.

  [4]何廣文,何婧,郭沛.再議農戶信貸需求及其信貸可得性[J].農業經濟問題,2018(2): 38-49.

  [7]魏后凱.中國農業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及其政策轉型[J].中國農村經濟,2017(5): 2-17.

  何強,男,河南鄲城人,2016年北京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出站,現為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大數據統計、宏觀經濟分析和幸福經濟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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